“甘肃刀客”原创人文社会评论网页

    中国国民财富流失200万亿人民币？

    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利润结构中，内资占5%，外资占95%，这意味着我们1.8万亿外汇储备，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6万亿美元利润，超过200万亿人民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所有经济连续增长十几年的国家，居民都达到或者接近了中等发动国家的富裕水平，中国是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最高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老百姓反倒连30年前的福利保障都丢掉了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家总是欺骗老百姓说，成为“世界工厂”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当初英国和日本也曾经是“世界工厂”。但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当初英国和日本的“世界工厂”是真正的两头在外，用国外资源生产商品，再卖到国外赚国外的钱。英国和日本赚的是大头，外资赚的是零头，所以两个小小的岛国才能迅速富裕起来。而我们完全相反，是消耗本国资源，牺牲本国人民福利和健康，让外资去赚大钱，我们自己只剩一个零头。

    就拿前些日子闹的翻天覆地的法国家乐福来说，所有反对抵制的家乐福的人都讲，家乐福卖是中国产品，员工是中国人，抵制家乐福就是破坏中国经济。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既然它卖的是中国产品，卖产品的也是中国人，连收银员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最后赚的钱要存入法国人账户？用来提高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鄙人在此绝无贬低日本救援者善举之意，而是指出人道救援一旦作为政治家的工具，为其政治目的所用，事情就复杂化了。

正如网友们指出的，地震国际救援搜救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医疗和物资救援除外），自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地震国际救援总共也就挖出过几个幸存者，（南亚地震时中国国际救援队曾救出3人，此次俄罗斯救援队挖出1人，台湾9.21地震国际救援共救出4人。）因此，其更多的只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象征意义，因而也往往为政治外交目的利用，如国外传媒所说的“救援外交”。

这次中国首先批准日本队来救援，甚至将其排在许可台湾同胞救援队来之前，媒体和官方大网又刻意引导网友大肆感谢日本，而俄罗斯的救援工作远比日本出色，其他国家救援队也不逊于日本，这些都未引起媒体和官网发动网友感谢，唯独对日本没完没了的引导网友大谢特谢，保留的回复几乎全是一面倒，如此小题大做，可见政治家们需要中日亲善的气氛。 

日本救援人员的工作是救人，至于此举的政治含义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对日本救援者的谢意原本也是如此，感谢他们前来帮忙，感谢的是其态度和辛苦，而并不在意其具体救援效果，（实际上日本救援队也只是挖出了两具尸体，） 至于其政治外交意义，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管那么多。事情原本就这么简单，只是一次象征性的人道救援，远扯不到国家间友好不友好的层面上。（就是敌对国家，和平时期仍有相互的人道主义救援。） 

但是一旦将其上升到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就复杂了，网民对救援人员的谢意被刻意引导到中日友好国家关系的高度，并小题大做，刻意渲染成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恩戴德，大批亲日汉奸趁机大煽哈日媚日之情，诱导国人反省抵*制*日*货之偏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愚误。  

官方大网（包括平时很爱国的一些大网）共主导掀起了四波谢恩浪潮，来了感谢，挖出2具尸体再度感谢，日本人向遗体致哀再谢，日本队员因未救出活人而要辞职又再谢。四波浪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汉奸煽情一次比一次肉麻。一个几十人的救援队竟有如此威力，日本所欠中国罄竹难书之巨大孽债，中国所给予日本数不胜数之巨大恩惠一日之间竟被乾坤颠倒成中国对日本感恩戴德。难怪连日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在谢恩最积极最狂热执著的网民中，有不少人操着政府官员教训老百姓的腔调，却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显见其平日并不上网关注国事。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三年前曾经有过的类似情景…… 

三年前（2005年），为平息民众抗*日*示威，我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给其工作人员布置了大量在互联网故意抹黑群众示威的任务，一时间国内各 非官方网站突然充斥着大批新注册的网名，铺天盖地贴出大量诋毁抹黑群众抗议示威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操着政府官员的口气，众口一词将人民群众的抗日示威统统描绘成打、砸暴力，号召群众不要参加这样灾难性的行动。

而当时国内所有的传媒，包括官方网站又不许登载任何有关群众抗议活动的消息，各官方网站论坛也禁登任何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显然这是出于避免抗议风潮发展扩大的考虑。但因没有关于群众抗议活动的任何正面报道，因此只好听任日本媒体对其肆意诬蔑诽谤。于是，我人民群众完全正义的爱国运动在日本媒体的歪曲报道和我主流媒体不作为及一些宣传部门网络虚拟宣传的共同作用下，就在全世界面前被丑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暴力示威，原本处于被告角色的日本政府也因此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竟本末倒置要我道歉。 

（实际上，我民众所谓“暴力”无非是少数年轻人扔石头、鸡蛋、西红柿等打碎了日本驻华机构和日资店铺几块玻璃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过激行为，远比不上日本右翼暴徒于同期对我驻日机构包括枪击、纵火、投掷爆炸物、汽车围堵、寄子弹刀片恐吓、打砸、涂油漆等数十次真正的恐怖威胁和暴力骚扰。） 

宣传部门不负责任有利于敌的作为，把民众抗议活动中的过激行为给以了十倍百倍的放大，将我政府及警方维护示威秩序的成果破坏殆尽，对国家利益也因此造成了十倍百倍的损害。对敌人则给予其巨大的利益。他们其实比那些扔石头的人更应受到追究。 

今天，我们仿佛又见到了三年前那些熟悉的官员腔调和国事盲。…… 

可见破坏抗震救灾还真有其人！那些趁地震我巨大损失和悲痛无暇他顾，而内外勾结，助外贼窃我领土主权，助其在我痛苦的伤口上剜肉吸血的人，就是破坏救灾趁火打劫的大强盗团伙，应该从严查办！ 

我们的人民多好啊！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团结一心，勇敢坚定，富于牺牲精神。可惜这么好的人民正被诱导对心怀叵测的盗贼要“友好”，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一些网友之所以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豺狼本性认识不清，产生一厢情愿的亲善幻想，主要是受买办内奸误导，由此足见其互相勾结，操纵我行政资源，制造舆论之巨大能量。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切实际的亲善幻想也说明相当一部分人有自贱心理。视日本“笑脸”如至宝，于是受宠若惊，以至要涌泉相报。当然，这其中主要因汉奸煽情，但也确有不少人有自卑感。这是一百多年来买办文化长期积淀泛滥的结果。愈自卑就愈觉日本“笑脸”值我“金条”，于是我愈失财而日穷，日本则愈得财而日富，我越穷则越自卑，越自卑就越失财，……这种买办化道路自卑——失财——更自卑——更失财的恶性循环何时能有个头？可悲呀！ 

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在哪里？就是因日本未走过买办化道路而未产生买办内奸文化，因此其民族自尊心未被摧毁，日本人不论是反战的还是支持军国主义的，都是爱国的。不似中国，历经晚清、民国、加上对外开放这段历史共百余年长期买办化道路形成买办汉奸文化毒瘤，造成中国人中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自信之相当数量哈洋族，汉奸买办也是从这些人中产生。并因此而形成崇洋媚外恶劣风气。尽管日本历史远不如中国悠久，其文化远不如中国灿烂辉煌，其国民智慧也不如中国，只因未有买办文化，其民族自尊精神就落实为无处不在之国家意志。仅凭此而强中国远矣。 

现在不是说要学习日本先进经验吗？这点民族自尊精神恰恰就是中日之间最大差距所在，是我们最该优先学习的。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那些惯于玩弄民意操控舆论者，凡是制造出来“民意”都是自欺欺人的伪民意，经不起任何考验，尽管可得意一时，“但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 

中国人民已经很悲痛了，谁想趁我们心怀悲痛办丧事无暇他顾之际，哄骗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宝贵财富民族血脉让心怀叵测的盗贼窃走，让人们悲上加悲，痛上加痛，则必将聚民悲而生民愤！最终激起人民的雷霆之怒！……

“国际铁公鸡”不冤枉，“世界500强”靠不住！

跨国公司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企业，要求他们在国殇面前展现良知和民族责任，本来就是上树找鱼的事情。
 
在大是大非面前，世界500强是靠不住的。

看台湾的王永庆，第一笔就捐1亿元，因为王老先生一再说，自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个连马英九这个“新台湾人”、最近标榜的“战后新移民”也是绝对不会讲的。

香港的李兆基家族捐了4.6亿人民币。

同样华人控股背景的王老吉捐了1亿。

再看，那些把企业公民叫得震天响的外资企业:

今年第一季在华销售就达150亿人民币的家X福，在国人众目睽睽下，挤出了几百万。

三星去年在中生产销售近400亿美元，在各种压力之下，捐了曲曲3000万。

可口可乐占了中国饮料半壁江山，也就是500万。

还要再说什么呢？

在世界500强眼中，中国只是大奶牛而已，中国人民只是跨国公司的苦力而已，中国只是国际污染的转移地而已。

巨大的国殇，也应该引起全民族对所谓大规模利用外资政策的反思：世界500强是靠不住的。继续世界500强在中国攻城掠地的行径，是出卖子孙后代前程的事情。

因之，支持本土企业，支持华人企业，壮大本土经济，做强民族品牌，是中国最应该做的事情。

5月28日

抗震救灾还没有结束，一些部门已经开始“表彰先进、嘉奖分子”了！

感觉很没有“与时俱进”的味道，感觉同全体人民共赴时艰的精神氛围很不相称！

感觉同以人为本、以苍生为念的理念很不相称！

那个捐了105块钱的乞丐老人是不是“先进人物”呢？

谁来表彰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温总理呢！

谁来表彰无量恒沙一样的无名奉献者呢！

谁来表彰向遇难者遗体表达最后尊严、并对国人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某国际救援队呢！

而且实际上，这次抗震救灾，真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海峡不分两岸，年代无别八九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大家都是为民族尽一份心力，大家都是人道热肠，大家都是为受苦同胞尽一分心力！

为什么还要挑出一些人说，噢，他们是抗震救灾“先进分子”，那么其他人只好是不那么先进的分子了！

天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境界，但也暴露出我们许多的不足。

如果要对人群进行区分的话：对倒塌校舍的建筑商和主管官员进行追究问责可能是更当务之急的事情！

面对国殇，灾民的苦难还没有结束，面对这样的情形：真的不需要表彰谁，当数万颗失去唯一孩子的年轻父母的心灵还没有也无法平抚的时候！

五月二十三日

揭秘：中国政府曾派军舰和商船对日本关东地震进行救援

（即使在中国积弱落、世仇未报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失去她浸入文化骨髓的人道温情和天下情怀！）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北洋）政府为救助日本此次震灾，开了三次议会，并且调派军舰两艘，并且在民间方面派商船十艘抵日本”。----梅兰芳后来还进行了义演！

全文：

1923年在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的死亡也非常惨重，这是“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那时候日本人给中国的印象也并不是太好，当时日本也对中国有一些侵略，而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这次地震进行救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这是我在今天的文物市场发现的1923年4月的报纸，这上面写着，“政府为救助日本此次震灾，开了三次议会，并且调派军舰两艘，并且在民间方面派商船十艘抵日本”。

原文见：

http://vip.bokee.com/20080523538573.html

摘要：

王锦思：按理说今天也非常巧，今天的话题围绕着日本救援队救助中国的地震受害者，1923年在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的死亡也非常惨重，这是“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那时候日本人给中国的印象也并不是太好，当时日本也对中国有一些侵略，而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这次地震进行救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这是我在今天的文物市场发现的1923年4月的报纸，这上面写着，政府为救助日本此次震灾，开了三次议会，并且调派军舰两艘，并且在民间方面派商船十艘抵日本。 在85年之前这样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当时中国也非常落后，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救助日本的灾民。我觉得一方面应该感谢日本此次对中国人民这种无私的救助，同时在历史上，当我们这两个国家面临同样灾难的时候，这时候最充分展现这两个民族之间的那种感情。在1919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抵制日货，但后来中国政府发出声音不要再抵制日货，我觉得这种做法也应该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学习和继承。

博客中国：加藤先生对这个史料有什么看法？加藤嘉一：第一我觉得非常宝贵，第二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点经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面临着这种灾害，两国人民都能够感觉到痛心、难过，那么反而把它当成合作点去推动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大地震是个灾害，这是肯定的，包括默哀、哀悼这是很必要的，但地震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合作，或者共同面临一个长远目标的契机。

博客中国：我听了王锦思说的我觉得很好，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对于中国，有这么长久敌视关系的只有日本。刚才王锦思讲的很理性，有合作和一些正面的因素，但同时你从事的工作也包括呼吁在全国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中的死难者，呼吁对日索赔，还呼吁做对钓鱼岛活动，您刚才的表达跟您做的是不是矛盾？或者说这两者之间是可以割裂开的？

王锦思：首先来说我也长时间参与后抗日工作、后抗日行动，有国家级抗日战争，希望有一个隆重的仪式，全体公民默哀；另外希望进行对中国有一个索赔。我也希望这些能够早日得到解决，但同时我也认为这仅仅是两个国家中间的一个部分，我认为不应该让这些矛盾使两个国家从文化交流、经济领域、战略上形成不一致的观点。

甘肃是中国最贫困、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汶川大地震对甘肃造成的损害十分严重。据甘省民政厅初步统计：

全省受灾的共有10个市州，人民死亡364人，受伤者近万人，需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的人口近120万人；灾区房屋倒塌超过50万间，受损房屋超过140万间，受损学校6672所。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陇南市因，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地裂缝、场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近万处，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以及危险严重的次生地质灾害共1161处，其中滑坡200处，崩塌256处，地裂缝694处，场面塌陷11处。庆阳市共发生滑坡29处、崩塌273处，地裂缝448处。

这样规模的灾害，对于甘肃这样一个西部贫困省份，实在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诚如甘肃省长徐守盛先生所言：此次甘省灾区破坏范围之广、财产损失之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都是历史罕见的。更需要指出的是，地震发生在经济基础很薄弱、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自然条件很艰苦的陇南、甘南等贫困地区，无疑是雪上加霜，抗震救灾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困难局面。

甘肃灾区目前主要急需以下物资：一是救灾帐篷，灾区共需帐篷10万多顶，除已经运送或正在运送的3.67万顶外，尚缺6.36万顶；二是急需棉衣2万件；三是临时救济口粮缺口达350万公斤；四是急需大量蜡烛、手电筒、雨衣、雨鞋等日用品。

徐省长对于救灾表示出绝大的信心，他说：打赢这场抗震救灾硬仗，要战胜这场灾难，需要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需要科学的指挥、顽强的拼搏、超常的付出！房屋可以摧毁、道路可以阻断、山河可以改变，但摧毁不了我们抗灾救灾的坚强决心，摧毁不了我们救助灾区人民的坚强决心，摧毁不了我们在废墟上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强决心。

但战胜困难，除了甘省当政者的决心，同样需要全国人民、媒体的更多的支持！

因此强烈呼吁我们媒体的地震报道，能多一些甘肃的镜头，让外界了解甘肃人民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了解他们努力自救的顽强精神，给那些需要更多帮助的甘肃人民提供更多的帮助！

五月十九日下午

注：各位乡亲，到东国两个多月了，基本安定下来。除了出行有些许不便。

今后有机会多向大家聊聊东国。

今天看到中国人寿公司宣布全面收养汶川地震孤儿的消息，很受鼓舞。人寿公司体会到了国家颜面的重要。真的，中国今天不再应该允许由外国机构美国人们大规模地收养中国那些不幸的孩子们了。）

坚决反对由国外机构收养四川地震孤儿（五月十八日）

汶川地震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机构提出要全面收养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孤儿。

孤儿们是不幸的，但我们国家应该自己来解决这些孤儿的抚育问题，应该坚决拒绝国外机构的“好意”。

毫无疑问，那些无子的美国家庭可能是出于善意，我们一点也不对此有所怀疑。

但当一个国家的孤儿还在被国外大规模收养的时候，这绝不是这个国家的体面。绝对不是！

我们感谢这些美国、这些外国机构的好意，但我们没有理由再允许国外机构来收养中国的孤儿们了！

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每年还有近五万名的孤儿被美国为主的国家的公民收养。更可笑的是，我国还有一些人奢望通过被收养的孤儿的缘故“拉近”中美关系。

这实在是可笑、幼稚的想法。

基本的规则是：中国关系的好坏，是由中美是否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来决定的。日本、韩国早就不把孤儿送往美国收养、并且早就禁止本国孤儿被外国机构收养，但这并不妨害美国和日韩两国的同盟关系。

我们的国家将要举办奥运，我们国家的国力正在快速上升，这使我们的国家有实力有能力对那些因各种灾难失去双亲的孤儿们进行照顾，而不是再由由外国人把他们领走。

我们的相关部门（民政和司法部门），也因此不再应该盯住孤儿收养过程中的那些小利益，而应该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体面出发，立即中止将中国孤儿大规模由外国收养的作法。

从四川汶川地震的孤儿开始，是到了我国立即禁止外国机构、外国公民领养中国孤儿的时候了！

是到了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了！

五月十八日

 ------请关注沃尔玛店拒售国产彩电事件！

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于深圳的美资沃尔玛零售店几年来全面拒售国产彩电事件，国人绝对不可等闲视之！http://stock.hexun.com/2008-01-10/102718735.html9

这表面上仅仅事关国产彩电的兴衰，但根子上是外资封杀中国产业深思熟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怪不得郎咸平先生在演讲中对听众叫道：你们要是引入沃尔玛，那你们完了！关心中国的经济未来的人们，对这一事件有理由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谁控制高端零售业的主导权，谁就控制产业的主导权！”这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是ABC的常识。

那末，对于正在寻求自主创新的中国来说：被外资全面控制高端零售业，对中国的产业未来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沃尔玛拒售国产彩电，日本资本在北京办的华堂店连手纸和粉丝都打上了“华堂”的牌子！

有这样“给中国帮忙”的外资，诺大13亿人口的中国，其资本和产业只配做OEM和路边店吗？

高端零售业是高端产业的依托和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不要说，像我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大国，本土零售业包括中小零售业不受外资大店的排斥，对于就业具有战略意义！

像沃尔玛这样在中国大规模封杀中国产品的外资，在使中国“崛起”吗？

要知道：外资在中国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

如果这7000多亿的外资都在扮演深证沃尔玛这样封杀中国的“第五纵队”的作用，那中国人真得警惕了！

因为在我们伟大的引进外资的理论中：外资是不会妨害/挤出内资的！

但在中国，对“走火入魔”的傻子瓜子一般的外资政策，只至今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沃尔玛在中国封杀中国产品的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及时地提醒：对十年改革开放进行认真总结，对外资政策进行彻底的反思是应有之义！

任何的部门利益和地方短期利益，都无权妨碍这样的反思！

“依靠世界500强做大中国产业”的迷梦，该清醒了！

一月十一日

《南方周末》 2008年1月4日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连同其他28名政协委员曾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而网络上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叶教授的观点也得到大多数网民的支持。笔者认为，中国在今年放开对生育二胎的限制还是有可能的。

　　首先，改变僵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人口的科学发展。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人口要“稳定在低生育水平”，不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全国平均综合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意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8个孩子)”，并指出“生育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显然，不论从以人为本，还是以科学发展观来衡量，1.8的生育率都是合适的。据现有的人口统计，中国人口在2005年1月达到13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按照综合生育率1.8计算，我国总人口到2010年将达到13.7亿”，这意味着从2005年到2010年这6年中国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实际上2005年、2006年，中国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和692万，距离1.8的科学指标相距较远。

　　其次，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仅放开对生育二胎的限制，并不会引起人口失控。

　　从对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与人类发展指数(HDI)呈直线负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2006年HDI大略相当于新加坡和韩国1985年的水平、泰国2006年的水平。不过，1985年新加坡、韩国两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61和1.67，泰国2007年的生育率为1.64。相应地，中国山西翼城县在1985年试点二胎方案，但是到2000年生育率也只有1.51，目前整个中国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73，由此不难看出，放开生育二胎理论上并不会导致全国范围的生育高峰。

　　第三，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失衡的性别比例。2005年全国出生性别比率118.88，严重偏离104－107的正常值，这意味着20年后，中国也许将多出3000万光棍。如果放开生育二胎，从概率上来看，一胎没有儿子的比例为1／2，两胎没有儿子的比例就降到1／4。中国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一些地方试点二胎，结果发现当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1岁以下为117.8，而翼城为106.1，全国1－4岁平均为120.9，而翼城为102.7。

　　另外，还有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300万享受社会养老，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2030年后，当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时，现行的计划生育将会导致劳动人口大为减少，养老将面临危机。

　　人口政策必须放眼未来。从1950年至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其中1963年到1974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必然有死，等这一批人年事已高，届时每年死亡人口也会是2000万，为今天的2－3倍。2005年对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近些年每年只有600万左右女孩出生，如果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延续，这意味着大约20年后，生育妇女可能不足500万，这对于中国将可能是另一个“困境”。

　　几十年前相信“人多力量大”造成几十年后人口让中国不堪重负，那么现在，我们要放任另一种困局做大吗？（作者：易富贤）

现在有种种所谓“不忘老祖宗”或者“不丢老祖宗”的说法。

我以为，从血统上而论,大部分中国人血统上的"老祖宗",最起码应当上溯到黄帝;

从精神层面而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大部分中国人精神上的"老祖宗",最起码应该上溯到孔夫子以及老庄.

关于大部分中国人血统或者精神上的"祖宗"另有所宗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流行语言中所谓“不丢老祖宗”或者“不忘老祖宗”的种种说法，应该是指“不忘黄帝---血统，不忘---孔夫子老庄”。

否则，恐怕大部分中国人民搞不懂！

一月四日

 
<世界知识>2008年1月1日 第一期
http://www.sina.com.cn

作者： 江涌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上。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也是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做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其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缺失，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通过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老总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国家与政府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花旗银行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请出了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某大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最终花旗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 ％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热潮的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他们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还可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内地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 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说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该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某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人家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而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等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由于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以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